临床药理学贯穿于创新药上市前到上市后的全生命周期，通过对剂量-暴露-效应关系及其内外影响因素的研究，逐步揭示药物的给药频率、剂量、疗程、使用人群等关键问题。作为国际公认人体内物质平衡、药物代谢等研究的“金标准”，放射性同位素示踪技术具有灵敏度高、适用范围广、检测方便等优势，近年来在创新药的临床药理研究中越来越受到关注。

为此，【大咖荟客室·研究者说】特别专访我国著名临床药理学家、我国I期临床研究室的开拓者和新药放射性同位素示踪技术应用的主要倡导者和推动者——高博医疗集团临床研究中心首席科学顾问、原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药理中心江骥教授，请他梳理中国创新药研发中的放射性同位素示踪技术的应用现状，解读当下热点话题，把脉未来发展方向。

新药研发加速，临床药理学研究不断拓展边界

Q1：随着我国新药研发加速，越来越多的临床药理学专家出现在临床试验相关的学术交流活动中，您如何看待药理学在新药研发中的作用，以及当前的变化趋势？

江骥教授：临床药理研究在新药研发的临床研究中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覆盖了新药Ⅰ期、Ⅱ期、Ⅲ期临床试验至新药上市后的全流程，对于推动新药研发和上市具有极其重要的桥梁作用。

过去我国从事临床药理学工作的老一代学者也很多，只是大家更多的是在默默无闻地工作。得益于老一代学者的开拓和奉献，越来越多的临床药理学中流砥柱和年轻翘楚站在老一代的“肩膀”上得到了成长，也让临床药理学的价值日益显现。如今在新药研发的浪潮下，临床药理学也面临着越来越多的需求，这也促使我们不断探索和拓展新药研发中临床药理研究更为广阔的边界。

Q2：临床药理学研究覆盖新药研发全流程，具体如何理解？在临床试验阶段主要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江骥教授：事实上，临床药理学研究不仅是新药上市不可或缺的研究内容，而且是新药整体研发策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覆盖了药物从上市前至上市后全生命周期的各关键环节。主要通过药代动力学研究、药效动力学研究、暴露-效应关系研究等方法，以研究问题为导向，针对创新药的剂量、暴露量、生物标志物、临床终点（包括有效性和安全性终点）进行量化分析，为后续临床研究的设计提供指导以及为最终的药品说明书推荐用法用量。

在不同的临床试验阶段，药理学研究的内容、研究人群及研究场所也会有所差异。I期临床研究主要是设计剂量爬坡试验等临床药理研究，研究的对象包括健康人群和一部分特定的患者，因此这一阶段的临床药理学研究会在一个固定的场所开展，即I期临床研究室。

而Ⅱ期、Ⅲ期临床研究则更多是去探索药效，主要在患者人群中去开展，这些患者人群通常不能脱离临床的常规治疗，因此Ⅱ期、Ⅲ期研究一般会在医院的科室开展。

“金标准”赋能，新药研发之路不再“盲目”

Q3：您曾在学术报告指出，放射性同位素示踪技术能够很好地揭示患者“药到病除”中的“药到”过程。能否展开解读一下，该技术能够提供“药到”过程中的哪些重要信息？基于您的实践经验，该技术能够为创新药研发突破哪些实际的瓶颈问题？

江骥教授：放射性同位素示踪技术作为药理研究前沿技术代表，能够更准确、更有效、更灵敏地去探索药物在人体的代谢过程，尤其是动态分布和生物分布的情况，这正是传统技术手段所欠缺的。因此长期以来，放射性同位素示踪技术一直是国际公认人体内物质平衡、药物代谢等研究的“金标准”。此外，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借助于分子影像技术，主要是放射性核素标记药物加上PET-CT等手段来探索药物，包括核药，在人体内的动态分布过程，寻找药物在人体内的代谢规律，与药效、毒性的关系。这在过去是难以想象的。

其实，人们常说的“药到病除”中“药到”的过程就有这个含义。以当前常见的靶向治疗为例，靶向药物进入人体后，是否到了“靶”部位？经过多久才能到达？到了多少？在该部位停留了多久？又以什么速度离开……这都是研究者非常关心的问题。假定一位病人接受给药后病没有“除”，首先就会想到到底是药没有“到”、还是“药到”了病未除？如果能回答这个问题就有可能直接指明了后续的研究方向。当然，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会衍生出许多许多的后续问题和思考。尤其是对于人体，对于临床研究来说，要回答这些众多的问题真是非常艰难的。既要满足科学的需要，还必须符合伦理的规范。而借助于同位素示踪的分子影像技术就有助于回答这些问题。 

当前的临床实践已经迈入了精准治疗新时代，明确“药到”的全过程是精准药物研发成功的前提条件。放射性同位素示踪技术能够帮助新药研发各方突破传统技术的“盲目”视角，让我们的研发之路走得更清楚、更平稳、更长远。

Q4：新药放射性同位素示踪技术应用的主要倡导者和推动者，您亲历了我国新药放射性同位素示踪技术应用的发展之路，您如何评价该领域的现状？在您看来，我们未来面临怎样的挑战？

江骥教授：与国际同道相比，我国放射性同位素示踪技术的起步并不晚，只是过去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导致技术的应用并不广泛。

近年来，随着越来越多新型治疗靶点的涌现，以及临床治疗理念的革新，大家日益认识到临床药理研究需要新工具、新手段和新思路去突破亟待解决的“瓶颈”问题——看清“药到”的全过程。基于此，放射性同位素示踪技术的独特“魅力”得以逐渐显现。

除了常见靶向治疗药物外，CAR-T细胞治疗等新兴技术研发过程中，放射性同位素示踪技术也得到了很好的应用。我们曾经做过相关研究，去探索CAR-T细胞和普通的T细胞向肿瘤部位的迁移活动。结果显示，与普通的T细胞相比，CAR-T细胞会更多地向肿瘤部位迁移，这个过程正是通过放射性同位素示踪技术揭示的。相信随着CAR-T细胞疗法等新兴治疗手段探索的深入，放射性同位素示踪技术能够在加速创新药研发的进程中发挥更深、更广的领域应用。

需要承认的是，虽然近年来我国新药研发各方越来越关注和重视这项前沿技术，但当前我国放射性同位素示踪技术领域从上游的核素生产、到中游的同位素标记、再到下游的同位素临床应用全链条中，各环节均有待进一步的发展。尤其是下游的人才仍很缺乏，需要不断强化领域内专业人才培养和梯队建设，才能够紧跟领域发展趋势，更好地释放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

江骥教授在2023 DIA中国年会现场接受【大咖荟客室】专访

筑好人才“蓄水池”，打造领域产业新高地

Q5：您参加的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创新药临床评价的同位素示踪技术平台建设”，并亲自设计和打造了高博临床研究中心同位素示踪临床研究平台。在您看来，这些平台在创新药的临床评价中具有哪些独特的优势？对于我国创新药的研发具有怎样的价值？

江骥教授：近年来，随着越来越多治疗靶点的不断涌现和探索深入，我们在新药研发的过程中，面临着越来越多制约新药研发步伐的关键问题之一，就是我们需要及时、准确地了解这些创新药物在人体的动态分布情况，了解其在人体内的靶向性。

因此，我们希望通过建设和实施多个具有各自特色的同位素示踪与药物临床研究的平台，致力于通过¹⁴C&³H标记小分子创新药人体绝对生物利用度、物质平衡和代谢转化研究，微剂量同位素人体示踪以及以分子影像技术为基础的创新药活体组织分布研究等，为国内外科研单位和医药企业日益高涨的创新药研发需求提供有力支撑，以解决创新药临床评价中的技术瓶颈问题，提高肿瘤、心血管，神经系统等领域创新药物临床评价的准确性和希望科学性，缩短临床研发周期，提高研发的成功率，加快新药上市步伐，让更多创新成果更快惠及广大患者。

Q6：在搭建研究平台的基础上，您认为未来该如何更好地推动放射性同位素示踪技术领域的发展？您有哪些工作规划？

江骥教授：放射性同位素示踪技术的发展是一个涵盖上游、中游、下游的综合性工作，是国家层面上才能够综合协调和规划的事情。不仅要推动上游、中游产业的积极发展，而我们则更多地注重下游的临床应用新技术的开发、推广，力求满足越来越多的临床科学研究的需求。

技术发展的关键在于人才，而“人才”的成长并非一两天就可以造就的。放射性同位素示踪技术领域的人才首先需要具备临床药理背景和理论知识，同时需要脚踏实地去实践，日复一日获得一个逐步提升的过程。

在完善研究平台的同时，推动放射性同位素示踪技术领域的人才梯队建设也是当下迫切想要开展的工作之一。在过去，我们曾经组织和开展过多个同位素示踪技术应用的专业学习班和研讨班，但是由于新冠疫情的因素未能长期持续进行。

2021年，国家八部门联合制定并发布了《医用同位素中长期发展规划（2021-2035年）》，就加快医用同位素及相关产业发展作出了重要部署。在产业政策的不断优化下，希望未来有更多有胸怀、有眼光的同道与我们携手同行，合力筑好人才工作“蓄水池”，打造领域产业新高地。

同时，也希望领域内的学者们不要急功近利，能够在领域内深耕细作，与时俱进，推动关键核心技术取得新突破，向更广领域、更深层次和更高水平实现新发展。

专家介绍

江骥

高博医疗集团临床研究中心首席科学顾问

原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药理中心教授

1986年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医学博士，1987-1989年美国德州Baylor医学院博士后。1994年起任北京协和医院核医学研究员、教授。中国质谱学会常务理事，中国药理学会药物代谢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临床药理学杂志及质谱学报编委。

上世纪九十年代起，负责协和医院I期临床试验研究室工作，任主要研究者或主要研究者助理承担100余项药物I期临床试验，进口、仿制药药代和生物等效性研究。研究质量居国内前列，为SFDA组织的各种培训班讲课数十次，近8年来在国内外发表有关论著170余篇。